王辉斌：谢脁与西邸文学集团-古籍
在谢脁的生平事迹与文学创作活动中，他曾于齐武帝永明年间（公元483－493年），与沈约、王融等人结为“竟陵八友”（又名“西邸八友”），并随竟陵王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参与各种文学活动。由于当时参加的文学家之众，而形成了为后人所称道的“西邸文学集团”。刚步入仕林未久的谢脁，在这一文学群团中不仅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诗歌创作方面还呈现出了两个鲜明的特点。同时，他还以其不断地艺术实践，而成为“西邸”诸人中对“永明体”贡献最大的一位诗人。前人认为沈约的贡献大于谢脁的说法，其实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一、关于“西邸文学集团”
西邸文学集团的组织者与开创者，是竟陵王萧子良，《南齐书》本传记载了其与谢脁 等人在京师建康鸡笼山西邸“游集”的盛况。其云：“（永明）四年进号车骑将军。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五年，正位司徒，给班剑二十人，待中如故。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魔帝重生，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1］。”（《南史·齐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所载同）又，《梁书·武帝纪》云：“竟陵王开西邸郭纬，招文学，高祖（即萧衍）与沈约、谢脁 、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2］。”另《梁书·沈约传》、《南史·陆厥传》等，亦有类似记载。除“竟陵八友”外，当时游集于萧子良鸡笼山西邸的文学家，据《梁书·庾于陵传》、《梁书·江革传》、《南齐书·陆厥传》、《南齐书·乐志》、《南史·虞羲传》，以及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等可知，还有刘绘、江孝嗣、徐勉、柳恽、虞炎、虞羲、释宝月、萧文琰、丘合楷、江洪、江革、王思远、王僧孺、谢昊等人。其文士之多，在先唐文学集团中几无可比。
萧子良移居西邸，据上引《南齐书·萧文良传》所载，虽然是在永明五年，但西邸文学集团的形成，实则应始于永明元年，这是因为，萧子良被封为竟陵王乃在是年。而且，萧子良在未迁居西 邸前，即与众多“西邸”文士关系密切。由永明元年至萧子良之卒的隆昌元年，其间正好十年，此即西邸文人群体的大致活动时间。在中国文学史上，自西汉初期的梁园文学集团始聚u惠，文士雅集交游唱和便成为一种时尚。而诞生于齐武帝时期的西邸文学集团，则以活动众多，成就巨大，影响深远而著称。“西邸”的文学活动及其成就，大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理故旧，抄编群籍 这是属于学术范畴的一种文学活动，《南齐书》与《南史》中的《萧子良传》均有记载，且文字全同：“五年……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千卷本《四部要略》的编抄，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浩大文化工程。所谓“四部”，乃是据曹魏时期荀朂《新簿》而为。其具体所指为：“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说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3］。”据《隋书·经籍志》总述的记载，刘宋时期，因“战争相寻，干戈是务”，不少典籍遗散流失，谢运灵任秘书监时，特编撰《四部目录》一部，“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萧齐永明年间，秘书丞王亮等人又合撰《四部书目》“一万八千一十卷”。由萧子良组织并主持的《四部要略》的编抄工作，则是在谢灵运、王亮等人编制书目的基础上，“编为簿录”，即对当时秘阁尚存的群籍进行了全面的文本整理。遗憾的是，《四部要略》与《四部目录》、《四部书目》等均已亡佚。
（二）应教联唱，同题共咏这是“西邸”最重要的文学活动之一。这一文学活动的特点是集体赋诗，互为传唱，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使文学团体的文学特征得以充分反映。《南齐书》、《南史》等，对此多有记载。如《南齐书·乐志》有载云：“《永平乐歌》（《乐府诗集》、《谢脁集》均作《永明乐》，是）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这是一次重要的集体创作活动，其创作成果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五《杂曲歌辞十五》所载，现仅存者为谢脁、王融、沈约三人的作品，具体为：谢脁 10首，王融10首，沈约1首，共21首。类似的创作，仅《谢宣城集校注》中就录载了多起唱和之作，如卷二之范云、谢脁 、王融、刘绘《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卷四之沈约、虞炎、范云、王融、萧衍、刘绘诸人的《饯谢文学》及谢脁的《和别宛右率诸君》，卷五之王融、虞炎、柳恽、沈约《同咏坐上所见一物》等，即有助于我们窥其一斑。“西邸”的这类文学创作，远绍汉武帝时期的《柏梁诗》联句，近承王羲之等人的“兰亭唱和”，而又所有所发展与变化，其中最明显者是“西邸”的联唱，大都具有音律谐畅、偶对适切等特点，而类乎近体。
（三）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汉字四声在齐武帝永年间的发现，是对中国传统音韵学的一天突破。据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四声设于周顒，八病严于沈约”［4］的自注，知汉字“四声”与“八病”的创制，均与“西邸”诗人相关。而谢脁、沈约等人又以之进行诗歌创作，因而便诞生了“永明体”。对此，《南史?陆厥传》有载：“（厥）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制，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徽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饶琅。”四声的发现与声律论的建立，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永明体”，在当时乃至后世，均可称得上是文学史上的大事。这一成就的取得，不仅是“西邸”诸人不断艺术实践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这一诗人群体表现在审美追求方面的最佳反映。而据《文镜秘府论》所载沈约有关声律论的文字还可知，“西邸”诗人对于诗文声韵之美的追求，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自觉的程度。
（四）聚集名僧，讲经说法 萧子良是南齐著名的崇佛人物。上引《南齐书》本传，称其曾在永明年间大集僧侣于京师，讲经说法，造经呗新声。而《高僧传》卷十一《释僧祐传》则载云：“尤精律部，有迈先哲，齐竟陵文宣王每请讲律龚民，听众常七八百人［5］。”同时，萧子良还常在西邸举办斋戒，尝设“六疾馆”以济民。当时著名僧人如慧次、慧基、玄畅、僧柔、法安、法度、宝志、法献、法护、法宠、智藏等，均与其交往殷密［6］。另据南宋僧人志磐《出三藏记集》［7］卷十二，知萧子良曾撰著佛学著作十六帙，统称为《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共116卷，今存者仅为一卷，载《广弘明集》卷二十七。萧子良所举行的这些崇佛活动，不仅“西邸”诸人均曾参加，而且对于“永明体”的创制与形成，也是颇具贡献的。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在论及此时曾说：“齐武帝永明七年，竟陵王萧子良大集僧侣于京城，造经呗新声，实可为辨明‘四声’的一大功力，而周顒、沈约也曾参加子良的考文审音工作，故‘四声’之明确于此时及周、沈等人，是并非偶然的［8］。”所论极精审。由是而观，可知举行于“西邸”的各类崇佛活动，对于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永明体”这一新兴诗体的问世，乃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的。
以上的情况表明，西邸文学集团的诗人们，各以其广博的学识与非凡的艺术才华，为南齐永明年间学术与文学的繁荣，乃是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取得了极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实绩的。陈艳茜而且，这一实绩对于齐、梁、陈三代乃至李唐初期的文学发展，也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二、“西邸”时期的谢脁诗
谢脁加入西邸文学集团的时间，应当始自他的解褐之年。《南齐书·谢脁传》云：“脁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参军搜房网重庆。”据同书《武帝纪》记载，豫章王萧嶷官太尉之职，事在建元四年（公元482年）三月，则谢脁之“解褐”为是年夏秋间，当可论断。建元四年，谢脁19岁，翌年，即齐武帝永明元年，萧文良封为竟陵王，二人相识。之后，谢脁即与沈约等人结“竟陵八友”之游，并成为西邸文学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永明九年（公元491年）春，谢脁随随王萧子隆赴荆州镇，与西邸文学集团作别。临别时，沈约、虞炎、范云、王融、萧琛、刘绘等西邸成员各赋一首《饯谢文学》诗以替谢脁饯行，谢脁则写了《别沈右率诸君》一诗以致谢。这样看来，可知谢脁在西邸文学集团中的时间，前后应有整八年之久。
西邸文学集团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京城派文学群体。作为这一文学集团中之一员的谢脁，在八年的时间中，不仅参加了属于“集团”范畴包括崇佛在内的各种活动，创作了大量的诗赋作品，而且重要的是还为“永明体”的形成，做出了超越时人的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谢脁在西邸文学集团的八年内，共创作诗歌有近50首之多，赋则为5篇。在这50首左右的诗歌中，值得特别称道的是其凸显出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其一为“以山水作都邑诗”［9］，其二即“已有全篇似唐人者”［10］。这两个方面的特点，虽然贯穿于谢脁毕生的诗歌创作之中，但却发韧于这一时期。
我们先看第一个特点。众所周知，谢脁是先唐文学史上继谢灵运之后的又一位著名山水诗人。但谢脁的山水诗与谢灵运的同类之作相比，却有着诸多的不同，如“以山水作都邑诗”即为其一。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都邑为创作对象的文人作品，当首推东汉初期杜笃的《论都赋》。该赋假主客问答的形式，将长安与洛阳这两座都城进行了反复对比，认为汉光武帝欲定都洛阳乃权宜之计，唯长安才是“帝王之渊囿，守国之利器”。此赋开档汉京都赋之先声。其后，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以及左思《三都赋》等的问世，形成了中国赋史上的著名的京都赋派。而在诗人的作品中，最早涉笔这一题材者，乃首推曹植《赠丁仪、王粲》、左思《咏史》等诗，至鲍照《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等诗的问世，则标志着都邑诗这一山水诗的新品种已基本确立。受上述诗赋作品的影响，谢脁则于山水诗的创作中，有意识地选取当时的京城建康为描写的对象，从而创作出了一系列被明代竟陵派文学大师钟惺大加称道的“山水都邑诗”。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直中书省》、《观朝雨》等，即均为谢脁集中山水都邑诗的代表作。
谢脁在两邸文学集团时期创作的山水都邑诗，主要有《和江丞北戍琅玡城》、《入朝曲》等。前诗有云：“春城丽白日，阿阁跨层楼梅子鸡之味。沧江忽渺渺大业兴oa，驱马复悠悠。”琅玡城在今江苏南京西北金川门外，齐武帝于永明元年将琅玡郡的治所由句容迁置于此，并于当年的九月在此亲自讲武与教习水步军（《南史·齐武帝纪》）。诗题中的“江丞”即江孝嗣，其“北戌琅玡城”即在斯时。翌年春日，江孝嗣写《北戍琅玡城》一诗，谢脁读后便以“和”的形式写了《和江丞北戍琅玡城》诗。这是先唐文学史上的最著名的都邑诗之一。诗人以白描的手法，将春阳照射下的琅玡城进行了极简练地勾勒，这里层楼高耸，宫闾朴地，清江白练，悠悠东流。《入朝曲》是《鼓吹曲》组诗中的第四首，写于谢脁欲离“西邸”而随王萧子隆赴荆州镇之际。全诗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南献云台表，功君良可收。”此诗开首从金陵的地理形势与历史沿革写起，以统摄全篇。接下来六句，写诗人远脁近观之所见：江水如带，蜿蜒曲折，朱楼遍地，随地势而起伏；街衢两边的高甍凌空欲飞，垂杨结荫遮覆着皇宫里的御沟；城内城外，笳声徐缓，鼓点繁急，充满了达官显宦冶游的热闹气氛。最后两句，写京都的繁华壮观激发着人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全诗工于发端，描写细致，造语精丽，意境高雅，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谢脁的这类都邑诗，不仅扩大了山水诗的表现领域，丰富了山水诗的题材与内容，而且也反映了诗人表现在山水诗方面的新的审美追求。由于受谢脁的影响，与之同时的沈约、王融、范云等诗人，也都介入到都邑诗的创作行列，而使齐梁诗坛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创作潮流。
再看第二个特点。南宋著名的诗评家严羽，在其所著《沧浪诗话·诗评》中这样写道：“谢脁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当观其集方知之。”谢脁诗在什么方面“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呢？严羽在《沧海诗话》中并没有说明。为弄清楚其之所指，我们不妨借助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集说》［11］中的有关评论，以进行具体讨论。方伯海评《入朝曲》云：“清丽工整，渐开五七言近体。”（121页）沈確士评《玉阶怨》云：“竟是唐人绝句，在唐人中为最上者。”（189页）孙月峰评《同谢谘议咏铜爵台》云：“婉似初唐风调。”（196页）陈胤倩评《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云：“‘天际’二句（指“天际识归小舟，云中辨江树”两句－笔者注），竟堕唐音。”（221页）又陈胤倩评《宣城郡内登望》云：“‘寒蝉城’二句（指“寒城－以眺，平楚正苍然”两句―笔者注），渐近唐人。”（227页）何义门评《游敬亭山》云：“‘兹山’领起，直入有势，以‘即此陵丹梯’叫转，警绝。前四句的总写饶建云，一半写景，一半写情。唐人律诗作法，俱是此种。”（242页）孙月峰评《游东田》诗云：“浅显工缛，是初唐源本。”（261页）孙月峰又评《郡内高斋闲坐每件事吕法曹》诗云：“尽情妙，然风格之渐入唐。”（283页）上述诸例之评脁诗，或着眼于“清整工丽”，或立足于“浅显工缛”，或以“唐人律诗作法”为审视点，所涉皆属艺术的范畴。即是说在严羽看来，谢脁诗在艺术方面（含词藻、声律、音韵、体式等）是“还有全篇似唐人者”之特点的。这实际上是对谢脁诗艺术成就的高度肯定。谢脁创作于“西邸”时期且具“已有全篇似唐人者”之特点的诗歌，如《新亭渚别范零陵云》、《奉和随王殿下》、《入朝曲》、《和江丞北戍琅玡城》、《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过刘先生墓》等，即皆为其之代表。这些诗歌，或章法宏放，纵荡汪洋，或造语精丽，艳韵英秀；或属对工整，音韵谐和；或兴象苍浑，气调警拔，直开唐诗妙境与近体之先声，给初、盛唐诗坛以明显影响。
除了上述诗作与特点外，谢脁在“西邸”时期还创作了一些短小精悍、清秀隽永的“绝句体”乐府小诗。如《永明乐》十首即为其一。这组诗是专门用来配“永明乐”而演唱的歌诗。如第三首云：“朱台郁相望，青槐纷驰道。秋云湛甘露，春风散芝草。”亭台楼阁，星罗棋布，绿柳青槐，列于道旁，秋云飘来甘露纷降，春风吹拂着灵芝仙草，一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景象。再如第四首：“彩凤鸣朝阳，玄鹤舞清商。瑞此永明曲，千载今为皇。”彩凤长鸣，旭日东升，云、玄鹤起舞，清商鸣奏，上下千年，何如今日之辉煌！这十首诗重在歌颂京都建康的富丽气象，所以写得音韵铿锵，词采华丽。而《玉阶怨》等小诗，却又别具韵味，如《玉阶怨》写一位宫女，因得不到君主的爱幸，而日复一日地在夜深人静之时机械地缝制着罗衣。诗人在这首小诗中所着力揭示的，是宫女一往情深地渴慕君王爱幸而不得的幽怨心理。全诗意致凄凉，而又含蓄蕴藉，显示出一种妩媚风流的韵致。其它如《王孙游》等，也大都如此。谢脁集中的这类乐府小诗，一般而言，主要为他写于“西邸”时期。从总体上看，这类小诗无论是同咏酬唱，抑或接句联吟，以及自制新题等，均具有感情真挚，意境优美，语言情新，风流蕴藉等特点，而独树一帜于六朝的文人乐府之中。
三、谢脁的“永明体”贡献
对于谢脁在“西邸”时期与“永明体”即新体诗的关系，以及其对新体诗的贡献诸问题，在已行世的几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中，只有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在其章节的标题中，明确以“谢脁与新体诗”标目。而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则以“永明体的兴起”与“谢脁的诗歌”分而言之，因为其节目所标乃为“沈约、谢脁与永明体” 。袁编《中国文学史》的这种安排，显然是受了《南齐书·陆厥传》影响的结果。盖因据上引《南齐书》是《传》可知，其在列举永明体诗人之名时，乃是先沈约次谢脁，再次为王融与周顒的。与之相佐者，是钟嵘《诗品序》的记载：“王元长（融）创其首，谢脁、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红楼折钗记，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持与钟嵘《诗品序》相同观点者，为《南史·庾肩吾传》。其云：“齐永明中，王融、谢脁、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那么，究竟谁才是在永明体形成时“创其首”的诗人呢？或者换而言之，对永明体之形成贡献最大的诗人，究竟是沈约还是王融抑或谢脁呢？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雀部长次郎。
据现有的材料进行考察，在沈约、谢脁与王融三人中，只有记载沈约与声律论的相关材料存在。现存沈约与声律论相关的材料，主要为《宋书·谢灵运传·论》、《南史·沈约传》、《南史·陆厥传》。而其中，《南史·陆厥传》录载陆厥与“沈约论声律书”，以及沈约“答陆厥书”二文，最为重要，因为其真实记载了沈约与陆厥对声律论的切磋与讨论，认为运用四声平仄进行诗歌创作，可以获得“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音乐效果。但尽管沈约在当时与陆厥等人对对声律认进行了讨论，并创制出了所谓的“八病”，然而永明体的产生与问世，关键在于诗人们以之所进行的艺术实践。而《南齐书·陆厥传》记载“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云云，所指即此。这就是说，对声律论的提出与“约等文皆用宫商”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属于语言学理论范畴的，后者则为艺术实践的范畴。而永明体在当时之所以能够产生，关键就在于后者。如此就涉及到沈约、谢脁、王融三人对永明体的艺术实践诸问题了。按沈约、谢脁、王融三人的作品集，现所存最早者均为明人辑本，其集名分明为《沈隐侯集》、《谢宣城集》、《王宁朔集》。但这三种明人辑刻本所收三人诗歌的数量，均较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2］中之《沈约诗集》、《王融诗集》与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为少。为对三人的永明体作品进行一番具体的认识，因此，下面特以逯钦立本与曹融南校注本为据，对其各自的五言诗（五言联句未计入），作如下的具体统计：（一）沈约总数为154首，其中4句式28首，6句式19首，8句式51首，10句式15首，12句及以上者41首。（二）谢脁总数为142首，其中4句式16首，6句式0首，8句式49首，10句27首，12句及以上者42首。（三）王融86首，4句式30首，6句式1首，8句式31首，10句式10首，12句及以上者14首。
在上述三人6种句式的五言诗中，4句式属“齐梁绝句”，6句式与12句及以上式均为五言古体，可以不论。8句式与10句式，一与五律相近，一具五排的雏形，故其大都为文学史家认定为“新体诗”。以此计之，三人永明体之作的具体数量分别为：沈约68首，谢脁76首，王融41首。这一数据表明，立足于对永明体的艺术实践与探索的角度言，谢脁是三人中次数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若着眼于沈约年长谢脁20余岁、谢脁在永明九年春即离开“西邸”以论，则谢脁显为三人中之杰出者。
在谢脁现存的永明体诗作中，有许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声律论”艺术高度，如写于“西邸”时期的《奉和随王殿下》十六首，即为其代表。这组诗为标准的五言八句式，全由四联构成，各联之间除了未能粘着之外，余则几乎可以合格的五律目之。如第十四首：“分悲玉瑟断，别绪金樽倾。风入芳帷散，缸华兰殿明。想折中园草，共知千里情。行云故乡色，赠此一离声。”这首诗前四句为一个“平仄段”，后四句为又一个“平仄段”，全诗在平仄上虽不协调，但每四句的平仄则与律诗完全相合（唯第七句的“乡”应仄而平）。再看第十五首：“年体豫已涤，夜艾赏方融。新萍时合水，弱草未胜风。闺幽瑟易响，台迥月难中。春物广余照，兰萱佩未穷。”这首诗只有三、四两句的平仄需调整外，余则皆对仗工整，与律诗全合。再如其《入朝曲》（全诗引见上），全诗除开首两句犯了所谓“平头”的声病外，其余亦对仗甚为工整。
沈约虽然是“八病”说的首创者，但检核其诗（主要指其集中的51首八言句式），几乎都与其理论倡导不相符。如其名作《别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郑咏恩，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此诗在声律方面虽无大的问题，但属对则极为不工。其它如《登北固楼》、《怀旧诗》九首等，或有“平头”“上尾”之犯，或以“平平仄平仄”替代“平平平仄仄”，等等，均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不相符合的情况。
总体而言爱原爱蕾娜，永明体的产生与形成，虽然是永明时期西邸文学集团诗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其也与竟陵王萧子良在永明七年大集僧侣于京师，“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关系密切，而其中贡献最大的诗人，则是非谢脁莫属的。
注释：
［1］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
［2］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6年版。
［3］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4］严羽《沧浪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5］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6］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7］志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8］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9］钟惺、谭元春《古诗归》，《诗归》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严羽《沧浪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
（本文原载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先唐诗人考论》第八章第一节，第244—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