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老兵徐景安：从政治第一向经济第一的转折完成了，今天需要新转折-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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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改革评价、反思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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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徐景安先生给了我一个邮件，其中是他回忆改革的内容。毫无疑问，尽管徐先生现在仍然朝气蓬勃，但是，他毕竟老了，有资格回忆过去了，而他的回忆，非常有价值，如果参与过改革的人都可以这样记录过去，那么，历史就会完整地留给后人。
徐景安是改革老兵。老当然是说他参与改革之早，在我看来，更是他参与改革时间之长。他在接受采访时讲了他的经历，当然，主要时讲他早期参与改革的过程哈啰僵尸。还有没讲的，直到现在，他年过七旬了，仍然用满腔热情来推动改革。
五年以前，徐先生约请我参加他主办的关于“幸福中国的论坛” 并且客串主持人。我想把那次的一个简短发言贴在这里，然后，分几个部分陆续在“周说”贴出他的回忆。
他的这些回忆王则天，虽然看着云淡风轻，实际上，金戈铁马都在其中。
徐景安
受访者：徐景安（以下简称“徐”）
采访者：杨睿（以下简称“杨”）
整 理：杨若曦
2017年2月12日，徐景安就亲历的中国改革接受中国改革（海南）研究院访谈，笔录如下：
杨：您讲了30年多年来亲历的八大改革，这是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很有价值。最后请您对30多年的改革与未来的前景谈点意见。
改革的成就不容否定
徐：如何评价30多年的改革，存在很大分歧，否定、反对改革之声越来越强，并且从上层向底层扩展。以马宾为首的一批左派，依据多种经济成份按产值计算已超过了公有制的事实，指责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朗咸平则认为“中国30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官僚集团和黑心商人勾结，掠夺大众的疯狂运动”。网上潮笑、丑化改革的言论成主流，肯定改革之声聊聊。现在，当局倡导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社会没有反响。早就有人得出“中国改革已死”的结论。
对一件事、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可以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本不足为怪。但有两个评判的视觉，一是应该承认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二是与历史比是前进还是倒退？
3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全体民众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中国从政治狂热转向发展经济，从饿死几千万人、在温饱线上挣扎转向绝大多数人摆脱贫困，转向进军全面小康，这无论怎么说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社会的巨大进步。这是30多年的改革的丰功伟绩。作为推动这场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他是推动历史转折的伟人，还有像袁庚为代表的改革者，充满理想激情、克服重重障碍，将封闭僵化的中国成为开放活力的中国，将只能老死在一个单位、一块地方的中国人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有了自主选择的机会，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这就是改革的历史伟绩、历史进步，你尽管可以挑改革的缺点、失误、偏差，但能全面否定改革吗？
但今天质疑、不满改革之声如此之多，这同样是不得不面对、承认的基本事实。这就值得反思。不能以成绩掩盖问题，更不能回避对根本原则、基本理论的挑战。以马宾为首的一批老干部指责、批判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是以宪法为依据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宾就是依据宪法的规定与多种经济成份超过公有制的事实批判改革，我们无从回答。可是根据发展经济的需要，我们一直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现在又提出混合所有制，开放被国有垄断的领域。这自然遭到左派的激烈反对。
根本原因，宪法沿袭了传统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是一套完整的理论、政治、经济体系：
一是整体利益至上。
二是阶级利益至上。
三是共产党利益至上。
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
五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经济制度。
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出了质疑、批判之声，上海的“民主讨论会”提出“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把实现四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从此，中国改革搁置了理论争论，一心一意搞发展，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不触动公有制理论，在策略上引进非公经济。
邓小平回避理论争论和政治改革，把经济搞上去的改革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我在《评杨小凯、林毅夫、张维迎之争》一文中说：“小凯主张中国必须先引入欧美的宪政体制，再寻求经济发展，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但是30多年过去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革只是基本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今天公有制传统理论已绕不过去了。
杨：当年，邓小平破了计划经济理论，认为与姓社姓资无关，才有了今天的市场经济。公有制理论还没有碰，您的看法是？
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越水七槻？
徐：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两个理论判断，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又不符合逻辑。第一、所有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解体，就是贫穷。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都是失败的。第二、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引进非公经济，但是按上述逻辑，非公经济是弱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第三、在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滑，非公制经济比重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事实证明，这是强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把发展非公制经济作为过渡性策略，那么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再回到“一大而公”？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企业无论是什么所有制，只要能提供就业、税收，就是为国家奠定了经济基础。华为2014年为国家交税337亿，中国有100个、1000个华为是强化还是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现在，所有国家都欢迎国外投资，道理就在此。所以，所有制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关。剩余价值的分配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关键。
改革就是掠夺是惑众之言
杨：传统理论将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原则，您把合理分配提到坚持社会主义的高度。
徐：分配是所有制的本质体现。名义上是公有制，剩余价值被少数人拿走了，这是公有制吗？名义上是私有制，通过员工持股、上交税收，剩余价值合理分配，这是实际上的公有制。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出在所有制上，而是分配上。这也就为朗咸平的“改革掠夺论”提供了市场。中国存在“官僚集团和黑心商人勾结，掠夺大众”的现象，但能得出“中国30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官僚集团和黑心商人勾结，掠夺大众的疯狂运动”的结论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招商引资，难道中国的官员都是“官僚集团”，经商的都是“黑心商人”，干的都是“掠夺大众”，还成了“疯狂运动”？朗咸平号称为世界经济学家名人，讲话如此不严谨、不严肃、不科学，是他语出惊人、哗众取宠的追求！
先谈官商勾结，这个现象确实大量存在，朗咸平夸大为全部，是违背基本事实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部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建立商品市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资源市场化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掌握资源的部分政府官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价格双轨制、土地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证券市场建立等等，每项改革都伴随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一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改革付出的代价和阵痛。但无论如何不能就此全称否定改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分配不公是问题之首
杨：正确的评价改革，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推进改革。
徐：朗咸平将改革称为掠夺而反对，固然是错误的，但改革中分配不均、不公，确实是不能回避的大问题，也是改革遭质疑、不满的重要原因。这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诸多领域的问题症结所在。3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重经济、轻社会，重发展、轻分配，重建设、轻民生，重投资、轻内需。
邓小平将中国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就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实行发展第一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作为第二阶段要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就不能是发展第一。道理很简单，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要通分配这个环节，体现社会的公平。可是，至今一直以发展第一为口号，没有将合理分配提到关系民众根本利益、关系共产党的宗旨、关系社会主义的本义、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危的高度，进行全面、系统、制度性的改革。
需要历史新转折
杨：发展与分配，做饼与分饼，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徐：从逻辑上讲，肯定是发展决定分配，霍凡先做饼再分饼。改革38年了，应该说发展起来了，饼也做大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依然将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既然如此，还要什么改革？
现在经济持续下滑，原因在哪？出口达到临界点，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大大高于全球化的美国、出口导向的日本。希望出口恢复到过去的比例水平没有可能。投资达到临界点，制造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投资债务累累，房地产畸型发展到达顶峰而滑落。只剩下内需，6.1亿农民加2.7亿农民工微量水分，共计8.8亿，占总人口13.6亿的64.7%。这么庞大的群体具有强烈的消费需求而缺乏支付能力，不能构成有效需求。还有4.8亿城镇户籍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人迫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压力，有钱而不敢消费。一个13.6亿人口的中国，只能依靠内需拉动经济，这不是最简单的常识吗？
中国经济下滑，不是发展问题，而是分配不公，一次分配政府拿走太多，二次分配社会保障不健全、不均等。经济发展成果被少部人多占，由此带来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社会民众的不满。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因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今天中国恰恰不是发展决定分配，而是分配决定发展。绝大多数人的需求是满足和提升吃、穿、住、用、行的日常消费，在教育、医疗、养老得到基本保障后，就能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广阔的市场，怎么会产能过剩？中国的消费，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内需不振怎么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症？
可是，看今天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谈发展、投资、建设重彩浓墨，讲改善民生、社会保障轻描淡写。这既有认知的问题，发展第一是邓小平提出的方针，怎么能改变？没有完整的理解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两个阶段的理论。最重要的是对政府来说，投资建设带来政绩与税收，民生保障是压力与负担，对官员来说投资建设带来有形无形的收益机会，而民生保障则是吃力费神不讨好的活。
今天的中国面对实行新政的期盼璞玉惊华。邓小平领导中国成功地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经济第一的转折，今天就要实行新的伟大转折。新转折首先表现为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价值尺度的转变，从而提出新方针，推行新改革，最后建立新制度，树立新风尚。适应时代历史的需要，提出引领民众的新理念、新目标，这就是政治伟人的作用。
共享中国
杨：您说的新理念、新目标是什么？
徐：第一个是共享理念。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是目标，其他三个全面是手段。
什么是全面小康呢？现在的提法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把GDP与人均收入翻番作为目标，依然是重发展、轻分配，解决不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月下横笛，甚至还有可能加剧。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提出来的。1984年他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当时把GDP作为发展目标是可以理解的。2002年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12年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今一直把GDP翻番作为目标。从全面建设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过去15年了，GDP是快速增长了，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各领域的问题是缓解了还是加剧了？这不能不反思，我们建设全面小康的目标、理念、路径、方法有没有问题？
什么是全面小康，其实这是非常容易解读的，就是惠及全民，就是共享。GDP翻番不是目标，而是手段，只有通过公平分配，才能惠及全民、实现共享。
习近平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习近平还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两段话的意思：第一、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二、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落实在各项民生事业上；笫三、民生事业要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全面小康，体现了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真谛。
具体来说，全面小康就是要建立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社会。所谓覆盖全民，就是按现行政策应该享受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人群不能遗漏，并且应该逐步扩大到所有群体。所谓平等，是指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要做到均等，缩小和克服城乡间、户籍与非户籍间、官民间在基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上的巨大差别。所谓福利社会，就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化。这无疑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目标和任务，但又是必须坚定不移努力实现的目标和任务，否则何来公平正义、何来全面小康、何来社会主义？
现在把全民小康理解为精准扶贫，一个个帮扶。为什么贫困？一是制度造成的，分配制度不公平，社会保障不均等，这是造成贫困的最重要原因。二是地缘造成的，没有产业支撑，这需要总体研究。三是个体原因，由于失去劳力、身体残疾、灾难事故等。这应该通过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来解决。所以，扶贫工作主要是制度改革、制度扶贫。对制度改革、制度扶贫解决不了的个体扶贫只是輔助和补充。
1979年12月6日下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谈到“小康”的概念
改革财政制度
杨：中央提的全民小康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就有共享。
徐：只有把共享作为核心理念突出出来，才能出政策方针。以深圳为例，2015年深圳人均GDP2.6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了。若按照GDP计算，大大超过全面小康了。但是把共享作为理念与目标，深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不均等问题非常严重。2015年深圳管理人口2000万，其中户籍人口367万，非户籍常住人口710万，临时人口923万。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34%，占全部人口18.4%。深圳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基本上向户籍人口倾斜，从政策制度上把非户籍人口排除在外。深圳的GDP、财政收入是靠2000万人创造的，但社会保障向少部分户籍人口提供，这公平吗、合理吗？中国的所有地方政府都是这么做的，保户籍，把非户籍排除在外。深圳发展速度最快，离开全民小康却最远。这证明了，光靠翻番是建不成全民小康的。可见理念与目标是多么重要。
要实现共享，必须改革分配。最重要的实行财政制度根本性改革。过去习惯叫“吃饭财政”，意思是财政只够政府工作人员“吃饭”的，运行原则是首先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其次才提供公共服务。随着我国财力的大幅提升，现在称之谓“公共财政”，本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原则，更重要的不是由政府做主，而是由民众参与的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但实际运行“公共财政”是有名无实，依然按老规则，民众不能参与，人大审议虚置。
财政分配是执政理念的直接体现，是社会制度判别的根本标志，是民众社会态度选择的关键因素。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至上，是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看有多少公有制企业，而是看剩余价值分配，尤其是财政怎么分配？
借鉴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制度。1921年美国国会通过《预算和会计法案》规定了两大基本原则：1，决定钱怎样花，是公民的权力，而不是政府。政府是代公民起草支出方案，编制和提交预算。公民选举的议会是预算修改、决定和批准的权力机构。2，钱要在公民监督下支出，预算批准后，政府只是预算的执行者，而公民选举的议会监督政府执行预算。美国各级政府的预算有三个特点：1，公开透明，美国的法律规定，联邦财政预算的形成和执行的全过程都必须公开进行。2，完整详细。美国预算涵盖了所有政府部门大部分的收支，并且支出分类的标准步步细化，详细规定了支出项目和金额。3，法制预算。预算一经国会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美国税收的原则为：1，纳税人赞同则纳税，不赞同则不纳税。2，纳税人纳税与否由其代表表达。过去30年里美国时有发生政府预算没有被议会通过而关门的事件。
我们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吗？我国的财政像“社会公仆”还是“社会主人”，“廉价政府”还是“昂贵政府”？我们不是讲国家治理体现现代化吗？对照一下美国，我国财政是现代化治理，还是什么“特色治理”？
第一、政府自定机构、编制与待遇
作为“社会公仆”，设什么机构、定编多少、待遇如何，当然由“社会主人”定。然而，我国全由政府自定。编制办就设在政府，而编制办也形同虚设。公务员超编，就设事业单位。事业超编就设编外。这就带来中国机构林立、财政供养人员膨胀、行政开支剧增。1978年以来我国总人口增长不足40%，但公务员却由1978年467万增至2012年的1400万，增加2倍。事业单位人员由1497万增至4000万，增长1.5倍。这还不包括大量编外的财政供养人员。按规定，县级机构人员不能超过750人。但据调查，北方县级机构的人数超过1000人。广东有的县仅政府部门正副职领导干部就有508人，副科级以上干部1300人。我国的官民比例由改革开放初的1：67上升为2009年的1：20。按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为10.8人，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英国的4倍。我国行政开支从1978年52.90亿元，到2006年增加到7571.05亿元，翻了143倍。2007年起，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口径进行统计（不包括各部门的行政开支）。2013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11，578.08亿元，为1978年218倍，年均增长16.63%，大大超过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政府机构、人员和待遇不受约束的自我膨胀，吞噬了经济发展成果，消耗了财政资源，滋生了制度腐败，挤占了民生投入，拉大了贫富差别，激化了官民矛盾。
第二、政府不经人大批准征税与收费
林立的机构、超编的人员、庞大的开支，靠什么维持？就是向“社会主人”乱收税、乱收费。中国是以政府和部门规定代替税收立法。现有税收20多个税种，300多个项目，只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通过立法程序的。一是由国务院、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税收，二是由财政和税务部门起草，由国务院的法制部门在政府各部门之间进行协商，最后交由人大讨论，并不征询纳税人的意见。三是全国各级政府和各部门收费和罚款，各种名目多达2万项。
第三、财政预算的监督与审议
政府收了钱，怎么花，总得报个帐，让民众知道，人大审批。从程序上有安排，就是走个形式。一是从时间上看，3月份召开人大审批前，政府已经支出了两到三个月了。从提交人大到审议，全国是45天，地方30天，根本不可能进行实质性审查。全体代表大会审议时间更短，也只半天时间。二是从所报的预算草案看，采取“类、款、项”分类，无法判断使用的依据和目的，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明。三是人大代表缺乏代表性，大多是退居二线和在职的官员及社会名流，又非职业化和非专业化，没有应有的审议能力。四是整个过程，没有民众参于、专家质询、媒体监督。尤其是涉及巨额支出的项目，如北京的奥运会、上海的世博会、广州的亚运会、深圳的大运会，预算不审议，决算不报告，究竟花了多少钱，民众不知道。建国65年来从全国人大到乡镇人大，预算没有不通过的。
中国最大的制度性腐败是财政，全国数十万亿资金就在“社会主人”不知情、不参与、不监督的情况下由“社会公仆”做主分了、用了、花了！好不容易盼来《预算法》修正，然而主导《预算法》修正的还是财政部。《预算法》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没有权力主体，谁“规范政府收支行为”，谁“强化预算约束”，谁“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多少用于民生
谁管钱，如果没有约束，结果可想而知。在没有社会公众知情、参与、监督的情况下，财政分配怎么可能向民生倾斜？所谓公共财政应该是民生财政。那什么是民生呢？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现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体育与传媒五项定为直接民生，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商业服务、国土海洋气象、粮油物资储备八项为密切相关民生。
按上述定义计算： 2015年中央本级财政预算支出，教育1291.51亿、医疗卫生110.19亿、社会保障和就业729.3亿、保障性住房355.54亿、文化体育传媒249.21亿，共计2735.75亿，占中央本级支出25012亿的10.9%。若加上农林水利660.62亿、交通运输806.89亿、节能环保291.25亿、城乡社区事务4.83亿、商业服务20.44、国土海洋气象306.4亿、粮油物资储备1546.38，共计6372.56，占中央本级支出25012亿的25.4%。应该指出，这其中还包括各部门的行政开支，真正落到民生上的还没这么多。
对比一下美国，2004美国联邦政府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这还不包括教育。2002年州和市县镇政府财政用于教育与公共福利就达50%。所有民选政府都有福利膨胀的趋势，带来的是财政危机。而我国则是行政膨胀，带来的是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
第五、公共服务不公平
更严重的问题是我国有限的民生资源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各类人群之间不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中国公务员在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各项公共服务中享有特权。最具特色的是部长退休了，还可享受部长待遇。这就带来850万干部享用了中国医疗卫生支出的80%。城乡之间差别更大了，医疗资源80%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农民自己支撑。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13年机甲飓风，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7年，相差足足近一倍。2006 年，占全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部教育支出的23%。教育资源分配地区差距大，各项教育经费指标东部基础教育平均是中西部的一到两倍。还存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差距，重点中学，干部、知识分子和高收入家庭子占学生总数的70％以上，在高等教育阶段也占绝大多数。农民子女的比例随着院校层次的升高而降低。昂贵的教育费用使农民子女上大学成了致贫的重要原因绝世夜凰。养老保险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人群之间更加碎片化、差距大。养老本应中央统筹，推给省统筹，从1998年起国务院要求实现省统筹，至今未能实现。2009年起中央推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月55元，2015年首次提升到每人每月70元，由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每人每天2元多的养老金补助，只夠买青菜的。
第六、财政转移支付逆向调节
2015年预算安排，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81430亿元，其中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55918亿元，占了68.67%。这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30045.37亿元，专项转移支付21564.34亿元。这笔巨大财力本是用来调节分配、缩小差距的，但却是逆向调节。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3年人均转移性收入城镇居民为2003.16元，农村居民为143.33元，两者差距14.74倍。自2004年起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提高，至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分别为5708.6元和701.35元，差距仍高达8.14倍。从农村居民看，高收入群体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一直高于低收入群体，2011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65.04元，高收入户1263.35元，相差4.77倍。从地区看，201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5708.78元，其中江西、贵州、西藏等23省在平均值以下，收入最高的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辽宁都超过7000元以上，北京是西藏的7.12倍。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强势地区、强势部门、强势人群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影响也好、拉拢也好、腐蚀也好，从财政分配中获得更多，而弱势地区、弱势部门、弱势人群没有反映利益的通道，他们只是恩施的对象，想起时关照一下而已。就是获得转移支付的地区、部门也是层层扒皮、雁过拔毛，真正落到民众身上又有多少？
今天中央和各级政府集中了巨大的财力，只有把这块大蛋糕分好，才能惠及全民，实现共享，建成全面小康。
幸福中国
杨：共同富裕是改革的初心，发展是前提，分配是关键。
徐：但实事求是讲，共同富裕是做不到的。第一、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13多亿人都富起来，农村人像城里人生活、员工像老板一样有钱，怎么可能？将财富作目标、消费为追求，物质欲望的膨胀超过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能持续吗？第二、市场经济，一定是穷的穷，富的富，公平竞争的结果可以缩小差距，不能改变结果。政府的职能是通过分配，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向弱势群体倾斜，缩小贫富差别。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看得见的手，校正市场经济的缺陷，实现社会公平。共享中国，就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大众共同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幸福的基础和条件。幸福还来自情感的愉悦、精神的寄托。更重要的是情感的愉悦、精神的寄托可以使人们从物质欲望的无限追求中解脱出来，平衡不可避免的财富不均。
放眼世界，全球现代化成为各国的目标。但是想过没有，全球现代化的目标能实现吗？全球总人口64亿，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己超出地球承载力的25%，所以，全球现代化之日就是人类文明崩溃之时。中国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李雪露，仅雾霾就弄得民不聊生，不得不停产停课，那么中国都现代化呢？
全球现代化带来的不平等、不持续，出现了反全球现代化的潮流，但并没有找到全世界的出路。那么，出路何在？
幸福中国的伟大意义就是转变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为幸福最大化。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可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探索中国的幸福之路，可以为世界提供示范和榜样，具有世界意义。
创建幸福中国，一是意识形态重塑，以幸福为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社会系统重建，政府层面以幸福国家、幸福城市为目标，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和条件；社会层面以幸福企业、幸福社区、幸福教育为理念，造福员工、顾客、居民、教师、学生；民众层面以幸福家庭、幸福人生为追求，遵守道德，遵守法纪，提升认知、内化行为。
38年改革靠的是物质利益驱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由此带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全面改革。改什么？最根本的是为人提供价值意义的追求，一个社会没有了共同认同的价值目标，这个社会就成了动物世界。为满足物质欲望而做出的努力和合法的获得，应该保障。但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在于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类的付出，这就是共享和幸福。
要以新的价值理念、新的价值目标，燃起新激情，推动新改革，使中国走向新的历史阶段。
一句话，中国的新改革核心就是价值目标的重塑。
杨：但很多人认为幸福是主观感受，张三与李四不同，怎么能成为目标？
徐：对幸福的理解，一种认为餓了吃个馒头，拉了有个茅坑，就幸福了。一种认为幸福太遥远，与现实生活无关。
幸福是重要需求满足后产生的愉悦感，是感受主观性与需求客观性的统一。幸福感是主观的，需求的满足是客观的。幸福感和幸福度加权就是幸福指数。
汕头的社区活动
2011年我为汕头市设计了“‘幸福汕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8个：扩大居民消费、改善居住环境、健全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完善社会治理、彰显公平正义、提升文化内涵、关爱民众健康，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76个。设计了“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汕头未来满意度等八个方面，一共提了114个问题，由调查对象打分。结果是幸福度 3.63分，幸福感3.09分，以4：6加权，幸福指数为3.31分。以很满意5、比较满意4、基本满意3、不太满意2、很不满意1衡量，为基本满意。
人们会问，这样做有什么意义？第一、以幸福指数代替GDP为考核目标，民众的幸福成为考核目标，民众成为考核主体，体现了执政为民的理念。第二、以提高民众的幸福感与幸福度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有了保证。第三，根据民众意见和感受改进工作我要金龟婿，这是公共决策民主化的一种新形式。民众选出代表进行公共决策，这是简接民主。幸福指数管理，直接取决于民意，是直接民主。第四、提高民众的幸福感与幸福度横向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纵向调动政府、社会、民众三个层面积极性，为建成全面小康、推动全面改革找到了路径和方法。
从共享中国入手，解决当务之急改善民生；以幸福中国为目标，探索中国国情的幸福之路，完成旧社会主义向新社会主义的转折，这就是中国的新改革面临的历史任务。
一定要弄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
杨：您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徐：当年邓小平回避姓社姓资的争论，推进改革开放。今天中国迎来建党100周年，建国68年，改革38年，到了非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了。一个将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的党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凝聚8000万党员？一个将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国家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动员13多亿的民众？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全部问题都归因为对社会主义没能正确的解读，在理念上不能成为全党全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动员力、号召力，相反怀疑、丑化、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泛滥，左派以传统社会主义为旗帜指责改革，右派则以抛弃社会主义为改革方向；在实践上，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制度得不到改革，相反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大行其道。
什么是社会主义？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大家的。社会主义的本意就是要维护公共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那什么是公共利益至上，怎么衡量公共利益至上？就是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社会成员普遍幸福。所以，共享与幸福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我这样解读社会主义，谁有疑义？
怎么实现共享呢？无疑先要发展，但发展只是手段，共享才是目标。可是到今天为止，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情况下，还是强调发展第一、GDP翻番，不把分配制度改革，尤其是财政制度改革放在首位？所以，讲深化改革、全面改革这么多年，引不起社会的反响，就是改革不到位。
怎么实现幸福呢？一是指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一定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不是大部分人或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否则就会以所谓大部分人或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名，践踏、损害少部分人的幸福，当然实践过程中由于个体因素，有一部人不幸福。二是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表现为每个个体的幸福，而幸福是不能代表的。一定需要制度改革，保障民意、民情、民心的表达，公共决策的民众参与、监督。而不能以代表人民的名义，做违背人民意愿的决策。三是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一定不是发展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而是倡导情感的愉悦、精神的追求，尊重个性的自由、个体的选择。
因此，以共享与幸福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是多么伟大、神圣、正义的事业，这样的社会主义怎么会不为人向往、不为人拥护？
附录
在幸福论坛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周志兴
（一）开场
我把这个鼓掌看成是对徐先生的赞赏，没有看作是对我的欢迎。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会议议程，规定给他是两分钟，给我是五分钟，其实我们应该倒过来，他讲了不止五分钟。而我，也就是用两分钟。
我不久前到了一次深圳，徐先生到酒店来看我，他给我推销了他“幸福中国”的理论，我原来对这个理论不是很了解，尽管幸福这两个字早就认得，但是里面的内涵包括和现在的关系，很多我们没有研究过。我听了徐先生给我扫盲以后，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所以我们这次和徐先生的幸福研究院一起来做这样一个活动。今天在座的人，其实很多我都不认识，因为我们平时很少组织这样大范围的活动，我们都是“躲进小楼成一统。”
关于“幸福”这个问题，昨天下午徐先生跟我有一个对话，我又进一步温习了他的很多理论。现在，所谓幸福，每个阶段其实有每个阶段的不同目标。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比较贫穷的时候，为了能够得到财富而努力，能吃饱、穿暖，有好房子住，那时候好像就是幸福了。但是发展到现在，我们的GDP已经得到大规模的提升，我们的财富也有大规模提升，这个时候可能幸福就有了新的要求，新的标准。
今年“两会”的时候，有一个政协委员，是我的朋友，做了一个提案，请我看一看，提案就是说我们以后不要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了，而是要以幸福为中心。实际上，她可能没有看过徐先生写的书，但是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不谋而合的意思，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觉得追求幸福，在现在我们要给他更多的内涵，昨天我跟徐先生讲的时候也说过，共产党的宗旨也是追求最广大人民的幸福，而我们每个老百姓他的目标也是幸福。这样的话，老百姓的目标和我们执政党的目标是有一个融合点，如果单纯提经济建设，提GDP，有的时候和老百姓还不能完全贴在一起，所以我想说，幸福，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错。
再一个，我认为幸福可以包含很多层次，我在去年9月份到重庆去，我对薄·熙·来·提过一个想法，就讲群众的满意度，其实就是幸福感的问题，我提了一个想法，我说群众是分层次的，有的群众有了好的生活，吃饱穿暖，物质上满足了，他就觉得幸福了，但是有的群众可能还不满足于这个，可能他还希望有更安全一些、更自由一些，有参政的可能性，有说话的自由，他们可能还会有这样的追求。
现在要讲幸福，它包含的内容非常广，在我们的思想界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包括我们以后的道路，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比如有的人是想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有的人想走西方的民·主道路，还有的人是想走回毛泽东原来的道路，当然还有人想走回孔夫子的道路，走儒家的道路。所有这些道路能不能做到幸福？现在其实都是众说纷纭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理念提炼出更符合现在的东西，更符合现在的理念，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更快的、更准确的接近幸福的目标是有好处的。
所以，为了这个事情，为幸福中国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愿意在这里起一点作用，发挥我们媒体的作用。谢谢大家。
2012年9月29日新闻联播中播出的走基层节目
（二）总结
我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刚才说的话都说完了，不要搞得我跟徐景安像唱二人转一样，我讲完他讲，他讲完我讲。
简单介绍一下徐先生，徐先生今年也年过古稀了，从1979年以后他一直在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领域里，在体改委、体改办这样一些地方工作张俊宁，很多改革方面的事情徐先生都是参与了，后来做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我昨天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力了，他说我不是基本上，我是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声音喊出了“幸福中国”这个口号，今天还张罗了这么多有名学者来参加这个会。
刚才徐先生嫌李教授说得跑题了，要打断他，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听的。我觉得确实以前有这样的问题，前不久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马勇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一方面做着最不好的事，一方面喊着最好听的口号，这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
但是话说回来了，口号还得喊，你也不能说不喊，我为什么觉得“幸福中国”这个口号还有讨论的价值和有实行的这种价值呢？我认为它是有很多积极的含义在里面，另外也可能这个口号可以包容很多的东西。当然了，我也同意说幸福不能是一种信仰，但是应该是一种追求的目标。
刚才徐先生讲了，李教授和王教授两位做了点评，讲得都非常好。下面环节休息，休息以后进行讨论。我想，是不是下面围绕这样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幸福中国这样的口号能不能提？刚才李教授说，他认为这个口号提了也没有什么大用。大家要讨论，“幸福中国”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可不可以提这样一个口号？如果提的话，也是我们民间提了，因为从官方角度说，我们这些年看过很多口号，八荣八耻也好，三个代表也好，和谐社会也好，科学发展观也好，这既是口号，也是发展的方向。我们说现在要提“幸福中国”这样一个东西，看看合适不合适？
第二个我们要看看“幸福中国”包含什么东西，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幸福中国？
比如是每个人多少平米的房子，有多少收入，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要有选举权、公民权，要有言论自由，要有结社自由，这些是不是也是幸福？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比如说生存权，医院的治疗，我们每个人能不能享受到最好的医院治疗。刚才大家讲，说我们经济发展不要提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候，认为是我们已经很有钱了，其实按照我们国家人均GDP，我们在世界上排100多位，是属于落后者，别看总数是可能排在第2，这是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个从何处入手，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幸福中国？
因为“幸福中国”从国家层面来说，整个社会都是幸福的，也要从个人来说是个人要幸福，当然个人幸福应该包含在国家幸福和家庭幸福里面，但是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来推进幸福中国，昨天徐先生讲，首先政府要改变过去的思路，这也是一种想法，我们要怎样着手从政府开始要改变，但是我想可能还有观念上的改变，必须要了解到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幸福。我们以前经常说一句话，说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事可做，有人可爱，有所期待”，这个人就幸福了，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幸福。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这样简单的就能够有幸福感的话，说明从他的头脑里面对幸福有一个不同的认识，而不是跟别人比，谁住多大的房子，我要比他大，这样才幸福，而是从自己的观念里。
因为我知道很多西方国家、民主社会，有可能一个水暖工和总理住在一起是邻居，谁也不觉得谁比谁高，这就是一个观念问题，所以，幸福中国从何处入手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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